华夏航空两大高管职务对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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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这一思维发展的历史进程进行逻辑还原，需要从前《易经》—《易经》—《易传》三个时间节点加以把握。亚里士多德，1959年：《形而上学》，吴寿彭译，商务印书馆。
张政烺在《易辨》中指出，数字卦中一与六两个数字出现的次数最多，而一与六分属于奇数与偶数。《易传》处处显示出探赜索隐、解释器中之道的良苦用心。从本体论维度看，象和数原本是混沌一体的自然存在。所以，就本体论说，象数圆融，体用不二。另一方面，《易传》又试图将数的根源还原于天地自然，从天地万物的象中寻找阴阳、八卦之数的原型。
从远古占卜到《周易》的发展中，我们确实可以看到一种理性化的进步，尽管这是卜筮系统内的理性化。譬如说《周易》中揲蓍过程分二、挂一、揲四、归奇等与天地、三才、四时、闰月、一年周期等自然现象的巧合，究其原因，就在于《周易》的揲蓍方法原本是依据天地之数所代表的宇宙时空秩序设想出来的。不论传统关于伏羲画八卦、文王推演六十四卦的说法是否属于历史的真实，先有八卦，再由八卦两两重叠为六十四卦的逻辑递进关系则是毋庸置疑的，因为此种演变是基于占筮活动本身的需要。
数字卦见于甲骨和青铜器这种与卜筮、祭祀活动相关联的灵物上，就更增加了阴阳爻原本是筮符这一结论的说服力。它们被悬置在天地、日月、四时自然变化的时空秩序中，不再具有原逻辑或前逻辑的绝对性，而降格为一种圣人效之象之则之、经世致用、立成器以为天下利的工具。亚里士多德在《形而上学》一书中保存了对这种观念的记忆，他转述说：素以数学领先的所谓毕达哥拉斯学派不但促进了数学研究，而且是沉浸在数学之中的。卦爻的德性，方正而智慧。
这些凌乱、个别、多样的占筮活动和文字载体，为《易经》的成书准备了素材。这是典型的原始思维，人们依赖族群集体无意识中神秘的互渗律破译生产、生活、生命中的各种难题。
先民认为，北斗星是天的枢纽或纲维，它统摄维系着天体运行，所以乾象征天体。从认识论维度看，象是具体、特殊、殊相，属于实体性范畴。从外因说，又离不开《易传》对《周易》术数思维神秘性的哲学突破。《易传》处处显示出探赜索隐、解释器中之道的良苦用心。
李镜池在《周易探源》中反复对比《易经》与《易传》在不同视域下所产生的时代思想的差异，使《周易》古经卦爻辞记录和反映的殷末周初先民生活世界中的原始思维、宗教情感和生命意识重见天日。《西方哲学原著选读》上册，1984年，北京大学哲学系西方哲学史教研室编，商务印书馆。有了这样的理解，《周易》的象数辞不再具有原始思维的神秘性及先民占卜活动的具体性，而被转换为天地自然的象征，日月运行、四时变化的节律及圣人思想意志的表达。但即使是这种神启，也离不开河马出图、洛龟见书的具体表象。
《易传》关于数的两种来源的说法，就表明了这一点。分而为二以象两，挂一以象三，揲之以四以象四时，归奇于扐以象闰，五岁再闰，故再扐而后挂。
人们在这里终于摆脱了远古占卜的那种原初的个别性，掌握到处理经验的普遍性。陈来，1996年：《古代宗教与伦理——儒家思想的根源》，三联书店。
经过《易传》的语义转换和理论提升，《周易》古经象、数、辞的具体意象、特殊语境渐渐变得模糊起来，通过理论思维的抽象不断被形式化、德性化、哲理化。纵览古今，没有哪个时代像当今世界这样更切近或更看好《周易》数思维的能动作用和现实意义。数术可分两大类，一是天启的，一是人为的。乾、坤二卦的《象传》因象体德具有典型意义，其他各卦皆可以此类推。旁行而不流，乐天知命，故不忧。随着理性成熟和抽象思维能力的提高，数渐渐远离它的生活原型，变成抽象的符号和纯粹的思维形式。
（朱熹，第142页）忧患意识是道德力量与生命意志的源泉。在远古初民的集体无意识中一触及某个数字，他们即刻会想到其他很多神秘意象性关联和意义。
六爻之变化，能够将事情的原委简明平实地告诉你。（王夫之，第54页）天、地、雷、风、水、火、山、泽，八卦之垂象于两间者也。
探赜索隐，钩深致远，以定天下之吉凶，成天下之亹亹者，莫大乎蓍龟。另一方面，《易传》又试图将数的根源还原于天地自然，从天地万物的象中寻找阴阳、八卦之数的原型。
《系辞上》云：圣人有以见天下之赜，而拟诸其形容，象其物宜，是故谓之象。《易经》成书后，原始思维的情形有了明显不同。朱熹认为：三陈九卦，以明处忧患之道。其实，沉默也是一种言说，一种让人感到敬畏的言说。
说是巧合，还是其他什么原因，我们不去管它。不难设想，在《易经》成书前，占卜占筮的术数活动已很流行，从殷商甲骨卜辞及《周易》卦爻辞可以推知，远古先民无论遇到自然界的异常变化诸如雷电、日食、月食、旱涝灾害、怪异星象，还是战争、商旅、迁徙、农事、祭祀、婚姻等重要社会活动，或是做了噩梦、得了疾病、有了身孕、迷失道路，甚至偶尔看到一只鸿雁飞过，房屋的栋梁弯曲，两只鹤在树荫间鸣叫，诸如此类，都会惊悸不安，继而产生神秘的联想，于是通过龟卜、蓍筮探问神秘的原因并祈求福佑。
王夫之，2015年：《船山全书》第1册，岳麓书社。《周易》这种人谋鬼谋相结合的占筮方式与殷商龟卜相比，在思维能动性上不能不说是一次巨大的飞跃。
《系辞上》云：《易》有圣人之道四焉：以言者尚其辞，以动者尚其变，以制器者尚其象，以卜筮者尚其占。这四种元素以各种不同的方式互相转化，于是创造出有生命的、精神的、球形的世界，以地为中心。
（3）《周易》是一部充满忧患之书。《周易》古经卦爻辞中并没有这么高深的智慧和深奥的哲理，经过《易传》的语义转换和提升，似乎处处蕴含着深奥的哲理。从一到九这九个自然数，经过先民智慧的抽象简化演变为更加简易的阴爻（- -）阳爻（—），构成八卦的基本符号。河出图，洛出书，圣人则之。
（《系辞下》）又说：兼三才而两之，故《易》六画而成卦。当然在断占和解释时，可能需要以类比作为中介以便从特殊过渡到普遍，或从爻辞的特殊与筮问的特殊间建立起二者的关联，……筮辞的这种文本化，标志着学会使用文字的中华民族开始努力谋求从经验中把握普遍原理，并通过文字把这种把握凝结为普遍形式，尽管这种提升和凝结仍然包裹在神秘的外衣之下，仍然受到卜筮活动的内在限制。
《系辞上》云：法象莫大乎天地，变通莫大乎四时，县象著明莫大乎日月，崇高莫大乎富贵。《系辞下》云：古者包牺氏之王天下也，仰则观象于天，俯则观法于地，观鸟兽之文，与地之宜，近取诸身，远取诸物，于是始作八卦，以通神明之德，以类万物之情。
《周易》作为传授圣人之道的书，其深刻的人文睿智，可以使人们大有作为。（李镜池，1982年，第8页）如果不了解这些具体的场景，只加以一般性的发挥解释，就很难符合《周易》经文的本义，也不会理解上古先民的真实生活及其思想情感，也就看不清《周易》生命哲学的原初性根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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